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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何家栋: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来源:爱思想网
作者:刘源、何家栋 此文系转载,仅代表作者观点,请大家以客观的视角、辩证的思维和求真的精神理性阅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文末附2个视频):
“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与刘、与大批老革命的歧异和矛盾。“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1962年切入,重点叙述了诸多学者无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连当事人也不愿触及的“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四清运动”的由来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邓子恢(左)和烈属合影
会上还谈了许多有关工农业生产、内商外贸以及对外政策的问题。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赏“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正好毛的秘书田家英调查回来,向刘建议搞包产到户,刘少奇叫他请毛主席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她说对了,田家英果然领会错了毛主席的意思。盛夏7月,毛泽东问到北京。陈云同志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陈云和朱德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发生了前面叙述的那一幕。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长舒口气,以为雷霆已过。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10天的预备会,讨论井然有序,富有成效。8月6日,会议正式开幕。出人预料,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他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原定议程全部被打乱。所有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进行讨论。会议转向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毛还多次发言和插言,说:“—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并将“资本主义农业专家”的大帽子扣在邓子恢同志头上,从而上纲到“资本主义复辟”,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成了搞复辟的修正主义。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种维护党员最起码权利的作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在继而的发言中,毛泽东大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住我们手里!”要坚决“反修、防修”,讲了那段著名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及斗争为纲”。刘少奇本以为在游泳池的谈话,已经平息了毛泽东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使刘大感意外。貌合神离的合壁
1963年4月、5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回到昆明时,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已经制定出来了。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明确指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刘对“前十条”未表异议。早在1961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44天,对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深有感触。尤其是不说真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而轻实效,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1963年,王光美(左)在蹲点的村里摇水车浇地
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备加赞赏。毛泽东提倡蹲点,刘少奇率先行动,响应者寥寥。刘对那些借故推托不肯下去的同志十分不满。1964年夏,他指名道姓批评了许多高级干部。例如,他对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说:“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省委书记做了十多年,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了解的情况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因为十年前农民是个体经济,跑到乡下去,还可以听到老百姓讲话,群众的意见容易反映上来。经过十年,你对阶级斗争的情况,对群众中、社会上的情况,了解得少了。”江承认如此,刘追问:“那你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这种单刀直入,未免使人难堪。刘还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地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司局长。”不多日子,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都下去了。1964年“四清”期间,王光美(右一)在农村
“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有枣无枣打三杆”,打击面太宽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正好安子文也由山西写来报告,批评工作队有“洪洞县里没好人”倾向。刘少奇立即批转全国: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即通知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向各省负责同志汇报纠正“左”的倾向,解放大多数的做法。“后十条”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这个文件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敌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一方面又提出“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前者是解决敌我矛盾,要夺权,后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开始时几乎完全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没有持续多久,潜在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张霖之
至“文革”中,刘少奇依然想不通:“不错,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不是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运动。不能总要找出敌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毛刘的这一段对话,点到了分歧的本质。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上文讲及1963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后来证明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又是刘强调“教育”,毛大讲“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理性走入现实;一个升温,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我们必须请读者搞清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阶级分化而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从自觉不自觉执行新民主主义方针,反对超阶段主张,扩大到对反映基层呼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直至有意见分歧,哪怕只是积极提出善意的不同建议者,都可任意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判为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刘少奇本是在“很小规模”的会上提出不同的工作意见,却没料到真的被毛视为“政敌”了,说明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恰恰因此,他最终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自身成为他预见的典型,从反面证明了他的正确。刘少奇和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的错误,导致绝大多数“当权派”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冲击。揪斗夺权,罢官劳改,元勋蒙难,冤狱遍地,许多人被侮辱迫害致死致残……历史又证明了刘少奇的正确。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那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还通知王光美也参加。选举结果,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他到北京厅时,发现王光美也在场,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对面,与她四目相望,不好交谈。毛泽东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又转脸向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刘说:“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扎根串联,搞神秘化”。他老人家忘记了“工作队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条文是他亲自批改强调的。毛直对刘严厉批道:“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又讲必须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前面批刘“人海战术”左了,后面又批刘右了,让人摸不着头脑。毛泽东的这通教训,是否对刘少奇纠正“左”而发,还是因别的什么反感才出尔反尔,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几年后,毛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还有对美国作家斯诺讲道,正是此时,他决定打倒刘。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刘争执,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无所适从。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缓解。陶铸、安子文也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少奇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意见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矛盾继续向对抗方面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只是此刻,毛才横下心来。综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来,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强调的是打倒由阶级分化(当时生产资料已全都公有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派,刘强调的是消灭由等级分化(随时都有权力异化的危险)而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毛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并无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刘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毛要解决的是敌我矛盾问题,刘要解决的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多种矛盾,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张针对敌人,打倒对立面,消灭对立面,孤立一小撮,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刘主张针对自己人,扩大教育面,团结教育面,解放大多数,是一场“广泛深入”的教育。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形左实右”,是针对刘搞的运动,要“割掉封建尾巴”,开展大规模教育,被毛视为“打击一大片”(形左);而刘并不是要打倒、消灭毛认定的敌人,在毛看来,就是“保护一小撮”(实右)。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有天壤之别。刘少奇、王光美被揪斗视频专题片《刘少奇》之艰难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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